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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商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的形成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徽州名人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的经营道德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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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本经商】
    徽商资本来源之一。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州商人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金声《与徐按院书》指出:徽州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货,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货于其手,则伊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货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贷本经商起家,终致大富。
【佃仆制】
    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时期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尤为盛行。佃仆有时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人、住佃、庄佃、火(伙)佃、佃民、伴当、佃童等,另外还有祁门的庄户,黔县、休宁的小户、小姓,歙县的底下人,绩溪的祝活,以及查湾的郎户和小户之称,都是性质相同的名称。郎户亦称拳头庄,小户又以承担的劳役而赋予不同的名称,诸如守坟庄、包袱庄、抬棺木庄、龙灯庄、吹打庄、道士庄、火把庄、挑担庄、抬轿庄、粮仓庄、守夜庄、守木庄、修房庄、搭戏台庄等,庄是庄仆的省称。
    佃仆的来源有多种形式,或由家内奴仆释放而来,或因佃种地主或祠堂的土地而来,或因无处栖身而被迫居住地主庄屋以致沦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场而沦为佃仆,或因入赘、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沦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卖身为佃仆。佃仆的生活环境恶劣,受地主的田租、山租、高利贷和额外农产物勒索等剥削,还必须为地主的冠婚丧葬及日常生活提供摇役。佃仆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主仆名分,没有迁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干涉,没有科举入仕资格,甚至言谈、服饰等日常生活小节亦受到束缚与干涉。在法律地位上佃仆同于奴仆,日常生活中同样遭到歧视。但是佃仆与奴仆存在性质上的区别。地主对奴仆的人身控制是无限制的,对佃仆则有限制,驱使佃仆是有条件的;佃仆是主人的"人",而不是象奴仆实为主人之"物";奴仆以口为单位计算,佃仆则有家庭,有一定私有财产,以户来计算。佃仆是由于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的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并归属于整个宗族的家奴,社会地位介于奴仆与佃户之间,这种以大量佃仆存在为基础的佃仆制,产生于东晋、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之上。它在徽州特别盛行,可以归结为徽州乡绅势力特别强、奴隶制残余一直遗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绝对数量逐渐减少,谣役地租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变,还有佃仆、奴仆起义频繁发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渐衰落,最终走向消亡。
【非勤俭不能治生】
    徽商持家、经营方式。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
【贾而好儒】
    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干"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清代款人叶天赐,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家贫行贾,"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
【归德孟尝】
    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语见敦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偿还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
【红顶商人】
    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徽商会馆】
    徽州会馆、新安会馆、新安公所及徽属某县会馆的总称,是旅居异地的徽州商人结成团体,集会居住的馆舍。主要是联络乡谊,为本帮商人提供方便,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同时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
    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钦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款人杨忠、鲍恩首倡,位于正阳门之西。初为三进九室建筑,后历经扩建、重修,规模宏大。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徽商集团的形成,为徽商开辟了立足、发展之地,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为旅汉徽商提供行商便利,扩充路径,开辟码头,置买店房,形成"新安街",石镌"新安街"额。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同相邻的宁国府属邑合办)有房产、田产、义家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仅会馆建筑就造了20多年,规模宏大。明清徽商鼎盛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大至苏州、杭州、澳门、广州等大都市,小至淄院、姜湖、黄康等小镇,均有会馆设置。仅南京一地就有徽商会馆数处:马府街有新安会馆,太平街栏杆桥、上新河各有徽州会馆,钞库街有新歙会馆等。
【徽商木业公所】
    徽商行业组织名。又称徽国文公祠。位于杭州候潮门外。清乾隆年间由婺源木商江扬言创建,其子江来喜又在钱塘江边上自闸口下至秋涛宫,购置3690余亩沙地,用来置放木材。新安江是徽木外运的主要信道,明清时期四季可运输,80%以上的徽木由新安江而下,抵达杭州,使杭州成为徽木的主要集散地。这3690余亩沙地,便是徽商用来停泊木排,堆运木材的栈场。
【徽商史话】
    书名。朱世良、张犁、余百川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5月出版。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古代徽商,下篇介绍当代徽商。古代徽商分"徽商短论·商史漫话"、"徽商百业·经营谋略"、"徽商人物·轶闻逸事"、"徽商会馆·商俗及其它"四个部分,当代徽商刊载了黄山市九家有代表性企业的专稿,以反映当代企业重振徽商雄风的情况。古代徽商的文稿,大都选自《徽州报》、《黄山日报》、《富园》杂等报刊己发表过的文章。
【徽商研究论文集】
    文集名。《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文集收录中外学者发表的有关徽州商人研究的论文24篇,其中日本学者藤井宏教授《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曾由傅衣凌、黄焕宗合译成中文,连载于《安徽历史学报》、《安徽史学通讯》上。此次收录的为傅衣凌最新重译稿,并由藤井宏亲自写了序言。在译稿的后面,还附录日本学者寺田隆信《湖广熟,天下足》一文。秦佩市《明清徽商研究》一文,未曾发表过,文集亦作了收录。还有数篇有关明清时期盐商的文章,所论大都是徽籍盐商,文集亦予收录。文集后附有"徽商研究资料索引",供徽商研究者检索、参考。
【徽州茶商】
    指经营茶业的徽州商人。茶业为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徽州植茶始于南朝,唐代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862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阎门溪记》一文中记载,当时祁门县山上遍植茶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云集。宋代徽商朱元经营茶业,遇蔡京改茶法,说其私贩茶叶有罪,因而下狱。元代敏人毕仁16岁便在庐州开设茶叶店,充当坐贾。其父毕天祥则每年运茶数百引,充当行商。坐贾与行商结合,获得商额利润,知名于时,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清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七家,茶庄百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现在的茶叶精制厂,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为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徽州茶商以婺源人和绩溪人为多。
【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
    文集名。刘森辑译,黄山书社1988年4月出版。译文集收录外国学者关于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文章16篇,其中14篇为首次翻译,二篇曾有中译本在徽商人物刊物发表。此集收入的译文,除个别地方作了改动,均未予删节,以反映原作面貌。对于文中人名、地名、官名以及过去在徽州名人刊物、书籍排印中有关引文方面的明显错漏字,亦作了校核、改正,文后附录有《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文献目录》、《外国、港台学者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参考目录》、《外国、港台学者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著作目录》供检索。
【居贾则息微】
    徽商经营方式。即薄利多销。语见康熙《休宁县志·风俗卜"居贾则息微,于是走吴、越、蜀、闽、粤、燕、齐之郊……"说明薄利多销是徽商的一种普遍经营方式。明末南京当铺,福建商人的典息为三至四分,徽州商人的典息仅一至三分,因此人们都不喜欢福建典当铺。休宁商人孙从理在吴兴经营典业,取息仅一分,人们趋之如流。薄利促进多销,利润自然滚滚而来。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资料集名。张海鹏、王廷元主编。黄山书社1985年8月出版。此书所收资料以明代及清代前期有关徽商的记载为主,问亦涉及明代以前和1840年以后的记载,以便于考察徽商的盛衰过程。全书分为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徽商资本的来源与积累、徽商经营的行业、徽商的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的政治态度、徽商与学术文化七章24节,后附引用书目。凡原资料内容涉及几个章节者,皆不加割裂,以保持其完整。此类资料,按其主要内容编入某一章节,它处不再重复。为便于检索,每节后有索引。书中资料,皆按编徘顺序注明号码,检阅索引即可查得与该节内容有关而又被编入其它章节的资料。此书对徽商研究颇有裨益。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书名。叶显恩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大32开本。全书分为"徽州的历史地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乡绅阶层"、"徽州商业资本"、"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徽州的封建文化"、"徽州的佃仆制度"六章)共28节。前录简述写作缘起的"前言"一篇,后附"关于徽州的佃仆制的调查报告"和"藻和堂需役给工食定例"两文,另有徽州佃仆契约、户帖、祭祖图、宗祠图等插图22幅。该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徽州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理论专著,对明清徽州社会结构的分析较为透彻,在徽州区史研究中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儒商】
    对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徽商人的一种称呼。亦称"儒贾",以经商为名,行儒教之事。明万历年间,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商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浏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如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彦先不负众望,精心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到他指导的经商活动,均获利甚多,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
【三贾不利犹未厌】
    徽商术语。语见光绪《祁门倪氏文族谱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徽之俗,一贾不利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体现了徽商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明末歙人江遂志第一次经商,被人诬陷逃税,货物被没收。东山再起后,货船又被大风刮翻,沉入江中,仅以身免。第三次变卖了所有家产,前往金陵、淮扬等地经营盐业,终于发家致富。
【山场】
   即山林场地。旧时徽州经济的重要部分,徽商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徽州"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徽州所出土特产和手工业品原料亦无不取自于山。山场经营,一是由邻近地区前来租垦、种植的农民租佃。这些外地农民后搭棚居于山间,称棚民,请嘉庆年间,居于徽州的棚民(包括家属在内)达数万之众。棚民租佃形式多种,或租佃山场逐年交租,或由富民包租再转佃棚民坐收租利,或富民包租山场而采取雇工的经营形式。包山富民雇用工人均系外籍流民,去留自由。二是出佃给佃仆兴养种植。所立佃约一般写明山场四至,栽种树木或作手品种,规定租额,以及勤于兴养、禁盗变卖等保证。山场佃租一般以分成租为主,租率有"照例均分"、"四六开"、"三七开"等。亦有定额山租。佃仆在看养山场过程中花费工本如出备树苗等,形成力坌,由佃仆占有或典卖,但文约上多载有"力坌先尽山主,不许变卖他人"作为附带条件,以便山主控制山场木材作物。出租的山场放火烧焚,开山种植玉米、茶叶,或兴植松杉、毛竹。山场的茶叶、木材、毛竹,皆可输出外地贩卖。利用棚民与佃仆开发、管养山场,是徽州经济的一个特点。
【歙县盐商】
    对歙县经营盐业商人的称呼。明清时期,徽商以经营盐典当、茶、木为最。而歙县人多为经营盐业。歙县盐商主要以两淮为基地,以扬州为经营中心,《清史稿》曰:"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总商"是众多运商与盐政发生联系的枢纽人手,是清王朝为便于催缴盐课所设的职位。由于"总商"是两淮盐汪的核心,因此担任者均为"资重引多"的富豪。在两淮八总商中,歙县商人就占一半,且各姓代兴,资本雄厚。如江村的江姓,丰溪、澄塘的吴姓,棠樾的鲍姓,上丰的洪姓,唐模的许姓等。歙县汪廷璋,自祖父迁扬州以盐业起家,富至千万;江春家世盐业,寓居扬州,继父为两淮商总,在扬州有园林五处,清高宗曾两访其康山草堂。还有汪石公太太、汪应庚、鲍志道父子等,均在扬州以盐业起家。自明末以来,歙县盐商已形成实力极为雄厚的乡邦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据清*光绪《两淮盐法志》记:从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在扬州业盐的名客商约80人,徽商占60名,而其中绝大部分均为歙县人。
【视时丰歉以计屈伸】
    徽商经营方式。语见万历《休宁县志*风俗》:"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意思是根据市场的兴旺或疲软,以决定经营方针,即抓市场信息。明末的书籍颇受欢迎,徽州书商便大量刻印丛书和插图。吴勉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04卷,吴管《古今逸史》丛书42种182卷等大部头丛书相继推出;汪廷纳《人镜阳秋》,胡正言《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等带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先后问世。由于徽州书商善于抓市场信息,遂至明末徽刻图书在书市上占主导地位。清末婺源商人金大坤、金烈光等原在江南一带经营木业,随着上海口岸的兴起,为茶叶的转口贸易提供了条件,便纷纷转营茶业。
【无徽不成镇】
    民谚。指徽商盛时的繁荣景象。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徽商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尤其长江流域,不仅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松江、芜湖、安庆、武汉等大城市,徽商密布,一些小村镇如盛泽、濮院、姜湖、黄埭等,也都设有徽商会馆。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镇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万历《嘉定县志》)。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衰落"(万历《嘉定县志》)。江南市镇的盛衰系于徽商的经营,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婺源】
    指婺源县从事木业经营的商人。木业为徽商从事的四大行业之一,以婺源人为多,故有婺源木商之称。婺源县盛产杉木,"杉干直叶细,易长,江浙向最盛。徽州婺源者质最坚,自栋梁以至器用小物,无不需之"(《增补陶朱致富全书》卷一)。所以婺源商人多从事木业经营。明代婺源商人从以经营木业起家,致大富;江蓉东将家乡的木材贩往湖北、江浙一带,获利甚巨。清代婺源木商俞日升曾雇工100余人,从事木筏的水上运输。婺源木商还远赴其它林区,从事经营活动。《婺源县志》中,"贩木饶、信间","贩木江右","贩木荆楚"、"贩木苗疆"的记载甚多。清乾隆年间,杭州有徽商木业公所,为婺源木商江扬言创建。其子江来喜又在钱塘江购置3690余亩沙地,作为堆放木材的栈场,足见婺源木商在徽商群体中地位。
【新安商人】
    古时歙州、徽州曾为新安郡,后人遂以新安作为别称,故又称徽州商人为新安商人。参见[徽商]。
【休宁典当】
    对休宁县经营典当业商人的称呼。明清时期,徽商以经营盐、典当、茶、木为最着。其中经营典当业的,以休宁县汪姓和吴姓为多。明万历年间,徽商当铺遍及大江南北,仅河南一地就有213家,其中大部分为休宁典当商。当时休宁本地典当特别兴旺,民国前期,就有万洪、成吉、万泰、万源、同兴、和济等当铺。
【以贾代耕】
    对徽州人谋生手段的一种称呼。徽州山多田少,土地贫瘠,人口众多,中产以下人家便无田可耕,不得不从农田以外去想办法,以经商代替农田耕作,以谋生路。徽商盛时,徽人经商的人数约占成年男子人口总数的70%,经商成为徽州人谋生的主要手段。以贾代耕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因地有无以通贸易】
    徽商经营方式。语见万历《休宁县志·风俗》:"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意思是根据具体地方的商品盈缺情况,以决定经营品种。徽商程澧见苏南盛产木棉,便经营布业;扬州盛产盐,便经营盐业;徽州瘠薄贫穷,则经营典当业。
【族田】
    旧中国宗族所共有的土地。明清时期,徽州存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宗法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宗族占有的土地有多种名目,诸如祠堂田、寺庙田、墓田、祭田、义田、学田、公会田等皆为族田。祭田即为祭祀而置的土地,属于供赡济本宗族中贫而不费用。义田是为赡祖茔祠堂的产业。祠堂田、寺庙田、墓田专供各自的祭祀之费用。义田是为赡济本宗族中贫而不能自业者。学田作为鼓励教育族内子弟的费用。跨宗族的地域性乡党公会田,往往汇集若干宗族的族田,用作联络乡党感情的会餐费用,以及砥砺名教、解决地方纠纷或与外地争讼的费用。种种名目的族田,用途虽各有别,必要时亦可互用。族田早在宋代已经出现。范仲淹曾创设义田。在徽州地区,影响深远的是朱熹《家礼》中的规定:"初立祠堂,则计见田亩,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宋后,义田、祭田等一类田产逐渐发展,明清二代族田大规模设置,尤以清代为最。徽州族田的重要来源,是徽商捐赀购置。富商巨贾捐购置的族田往往一次可达千亩以上。其次是在朱熹的影响下,官僚与道学家们慷慨解囊捐赀购置。此外,族人送祖先神主入祠所交神费,亦多用购置祭田。还有就是大户分家时,凡有盗卖等情,以不孝论处,受宗法族规制裁。因不断增置,族田数量愈来愈多。至解放前族田达到历史最高峰。1949年,徽州耕地面积是1183477.46亩,其中族田有169431.49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4.32%。族田是实现宗法制尊祖、敬宗、收族三个原则的物质基础,为祠墓祭扫、迎神赛会、唱戏、祠堂修葺和族谱的增修等提供费用,从而起到加强宗族内精神联系的作用;其次,以之赡济贫族,有利于培养族人对宗族依赖的感情,以加强族人对族长等权贵集团的封建宗法依附关系;其三,用来开办义塾,补助本族子弟入学所需的笔墨膏火之资及应方式路费,以培养封建宗法人才;有的也用作修桥补路、撑船摆渡、开嵑浚塘等宗族性公益事业之费等。族田的发达加强了封建宗法制。大族族田名为一族共有,实际常被族内管公堂的权贵集团所把持和支配,成为维持其宗法统治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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